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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讲话实录 :人民出版社长称朱镕基讲话实录的实录程度100%

文章来源:新京报.高明勇 录入时间:2011-11-3 浏览次数:876
 


   
    9月8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朱镕基讲话实录》公开发行,引起关注。《人民日报》整版篇幅高调全方位评介此书,有媒体称为“卸任国家领导人出书,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朱镕基热:深入改革的殷殷期望”。
    该书的作者,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低调依旧,不签售,不题字,不接受采访。
    两年前,2009年9月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公开发行,也是反响强烈,本报曾为此专访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指出《<朱镕基答记者问>》没“内幕”。
    本报再访黄书元,请他讲述“讲话实录”的背后故事。
                         出版动力:只是要记录历史
    新京报:人民出版社曾在2009年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今年又集中推出了四卷本的《朱镕基讲话实录》,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黄书元:作为党和国家一家重要的出版机构,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是人民出版社的职责之一。之前,几代领导人的著作都在我们这儿出版过。
    朱镕基2003年卸任以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着手收集资料,想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给整理出来。从那时起,8年时间内收集起来的东西有1500万字。我们联合成立的编辑组认为,朱镕基留下了很丰富的财富,他的人格魅力独具一格,他的语言表达引人入胜,可以在出版上有所创新。于是,先在2009年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这本书。结果,反响非常热烈,到今天大概已经发行130万册。
    新京报:这个数量在今天的出版界还是相当惊人的。
    黄书元:这种出版上的成功,让编辑组意识到,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决定围绕朱镕基的讲话再编一套书。应该说,朱镕基的讲话跟之前一些领导人的风格确实不一样,那几位都是文选,就是文章的选集。
    新京报:你怎么看朱镕基的讲话风格?
    黄书元:朱镕基讲话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比如说开会给他准备讲话稿,他往往不读,脱稿另谈,而正是因为讲话都是即兴讲出来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直抒胸臆。这样一来,讲话的内容必然更有吸引力。
新京报:有一些读者猜测,这个时候出版,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黄书元:没有任何特殊意图,也没有任何特殊目的,这都是水到渠成。因为八年前就开始搜集资料,然后整理、编辑、出版,正好到今天这个时候了。出版是根据编辑的进度,不存在选择时机的问题。朱镕基的讲话都是八年前卸任之前的,他卸任以后(对时局)没有说一句话,所以出版“实录”不是想面对今天的现实才要出这个书,只是要记录历史,记录他曾经讲过的话、做过的事。
                      真实程度:实录程度为100%
    新京报:一般领导人出书,多冠以“文选”“文集”。近10年以来,卸任领导人出书一直在升温,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就是题材多样,包括回忆录、散文、随笔、日记等,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之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曾被认为是一种“创举”,此次为何冠以“讲话实录”?
    黄书元:应该讲,“讲话实录”也是一个创举,为什么起名“讲话实录”呢?就是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不能有任何增加,更不能有任何篡改。我们编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增加,不改动,只删减。朱镕基本人有这个要求,就是按照讲话录音,怎么讲的就怎么记,保留口语化,这样读起来更加亲切,更加平实,也更加好懂。
    新京报:删减的取舍标准是什么?是因为话题敏感,还是其他因素?
    黄书元:总理的讲话会有什么敏感?客观地说,无论谁的作品都不可能全部收下来,特别是讲话,更不可能把那么多东西都收到这几本书里面,必须有所取舍。一方面,有些重复或相近的讲话,肯定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个;另一方面,比如他到一个单位的视察讲话,前面会有一段客气话,后面还会有一段结束语,这些就直接掐头去尾掉了,只留中间的核心部分。
    新京报:编辑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黄书元:比如,在编辑的过程中,一个关于双汇火腿肠的事情。当时朱镕基有一个讲话谈到应该支持双汇集团,而今年双汇火腿肠因质量问题出了事,究竟要不要把这个讲话收到书里面,后来编辑组的同志请示时,回复说,“我讲的时候,是十几年前,当时情况还是不错的,所以让大家支持,出事是今天出事了,为什么要改它呢,没有必要”。
    新京报:据说四卷本的实录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而且全部的文稿都经过了朱镕基的审定。                     “讲话实录”之“实”,程度有多大?
    黄书元:文稿经朱镕基审阅了两遍,个别篇章可能更多。他要求就是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没有一句是修改过的,实录程度我敢保证是100%。朱镕基也喜欢讲真话,他说我当时讲话时面对那么多人,肯定有人做记录,有的人可能还有录音,现在帮我改了,可能是出于好心,但是拿出去人家一对照,觉得你不是真话,不是实话,所以你就得保持原汁原味,真实再现。
    新京报:书中还编选了一些书信和照片,这些属于相对私人化的东西,有什么考虑吗?
    黄书元: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能够让读者从侧面了解朱镕基这个人,适当编选也有助于辅助阅读。其实我觉得这些内容的比例还是很少,只是带有点缀的性质。
                         稿费去向:所有稿费全捐
    新京报:据我所知,现在的出版大多采取版税支付方式,比如一般是8%,畅销书是10%,乃至更多。之前出版国家领导人的文集,相比一般作者稿费标准怎样?
    黄书元:之前,我们也不是直接跟党和国家领导人本人打交道谈稿费,所以他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都没有直接从我们这儿领取稿酬。
    新京报:以《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为例,按照出版社的规定,稿费标准会高于一般的作者吧?
    黄书元:其实并不比一般作者的标准高多少。具体标准,要等到社委会开会商量来确定。
    新京报:你刚才说《朱镕基答记者问》发行了130万册,这本书定价为59元,即使按照一般作者的标准,稿酬也相当可观了。
    黄书元:是,这样计算的话,全部稿酬会有几百万。
    新京报:之前曾有不少领导人把出版稿费都捐了出来,这套书的稿费呢?
    黄书元:《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之前,朱镕基曾明确表态,不管稿费多少,自己不拿一分钱,全部捐出去。不过,由于图书还在发行中,具体的稿费还没有全部统计出来。但到今天为止,他没有在我们这儿拿一分钱,稿费还在我们的账上。
    将来如果要捐,我们会征求朱镕基的意见,按照他的要求办。比如说捐给谁,助学还是慈善,这个要由他本人来定,他目前也没有想好,等他想好将来一并捐出去。
                       出版信心:任由历史评说
    新京报:实录中,朱镕基的不少讲话,语言都让人深受触动,比如“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相比而言,现在一些地方官员时常出现“雷语”、公文抄袭等官场不良风气。有人认为“讲话实录”对这种风气会起到正面影响。你怎么看?
    黄书元:我认为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官员“雷语”往往都是不切实际的,公文抄袭更是令人厌恶。特别是有些官员,他们真应该看看朱镕基是如何讲话的。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他的学识,他的经历,他的修养,造就了他个人语言的独特性,这个可能一般人也学不了。但是,他这种做人、做事、做官以及讲话的这些风格,将来肯定会影响一大批人。我这几天就听到有官员说,他在把这本书当成教材一样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会想总理是怎么处理的,我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怎么处理。
    新京报:9月13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文对朱镕基讲话中屡屡提及的23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词”,逐一加以描述。并且书中也多次提到“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公共交通”等焦点问题。从目前的读者反馈看,大多认为是对“深入改革的殷殷期望”?
    黄书元:我认为是这样,首先要看到,朱镕基卸任以后,没对我们的时局、政治经济改革等说过一句话,无论在哪里都没说过,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没有说过一句话。第二,这本书所谈的内容,完全是八年前、十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事,不是今天的事。第三,这本书没有一句是因为当前的局势做了修改。
    读者从中读出“改革”的期望,也很正常,因为历史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不仅是今天,若干年以后也会这样,不同时间段读者都可能会从历史中得出同样的判断。因为朱镕基他只是要把历史原原本本留下来,留给读者,我不忌讳我当时的话是对还是错,是也非也,任由历史去评说,不要我来说。
    新京报:有论者认为,“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是中国改革的心灵史。”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黄书元:可以说,在当时他们执政期间,作为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参与者,这个可以算是心灵史,但是不仅仅局限于改革。对于朱镕基来讲,心灵史也可以说,都是他的真话,都是当时的真实想法的表达,但不仅仅是改革一方面。
    新京报:系列图书的出版发行,出现了所谓的“朱镕基热”,你怎么看待?
    黄书元:一是他的人格魅力受人尊敬,二是他的语言风格引人关注,三是在朱镕基所处的时代,改革就是主旋律,那个时期也确实出台了很多针对现实问题的改革举措,而他又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所以他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改革者的形象。但是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要做的不仅仅是改革,内政外交很多事情都要处理,比如WTO谈判,要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不是“改革”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民众把他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民众对一些现实问题的改革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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