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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绝不可忘却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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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费

文章来源:王愿坚 录入时间:2017-7-1 浏览次数:66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我并不认识。魏政委怕我认错人,交侍任务时特别嘱咐我“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
    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八角坳离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儿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王愿坚介绍及其著作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的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儿。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糊糊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又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给你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
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次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儿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儿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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