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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战火中走出的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教育家尹佩芳

    文章来源:红 矾 录入时间:2014-2-21 浏览次数:781

     

    提纲:

    一、              在民族舞蹈的沃土中起步——战火中初识舞蹈,第一节舞蹈课是学扭秧歌,解放军第一支专业舞蹈队,为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宣传人民、团结人民而舞

    1、  从扭秧歌起步——运动战争中的主要演出形式,学兵、唱兵、演兵

    2、  行进中的军队舞蹈——从《进军舞》谈起

    3、  从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舞蹈团到总政文工团

    二、              与芭蕾结缘——经受战火考验的尹佩芳,成长为解放军舞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从军队舞蹈演员向芭蕾舞教员转化;中国芭蕾舞事业艰难起步,编写第一本中国的芭蕾舞课堂训练教材,创作中国民族芭蕾舞剧的尝试

    1、第一次接受正规的芭蕾舞训练,参加文化部舞蹈教员师资班

    2、艰难起步的中国芭蕾,编写中国第一部芭蕾基训教材

    3、芭蕾民族化的大胆尝试——创作芭蕾舞剧《红嫂》

    三、              舞蹈专业院校的管理理念——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编导人才与促进舞蹈发展的辩证关系、把附中办成培养优秀芭蕾舞表演艺术家的摇篮

    1、参加组建“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

    2 主持编导系教学

           3、出任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校长,舞蹈学院附中是培养芭蕾舞演员的摇篮。

    四、让芭蕾之花盛开华夏大地—— 一个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与舞蹈教育的普及、倾心打造中国芭蕾舞考级教材、回顾十年芭蕾考级在中国

     

    尹佩芳(1932.11 原籍山东省掖县,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1947年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芭蕾舞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副教授。历任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教研组组长 、北京舞蹈学院演出处副处长、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团负责人、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主任、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校长、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考级(院外)中心副主任等职。

     

    一、在民族舞蹈的沃土中起步——战火中初识舞蹈,第一节舞蹈课是学扭秧歌,解放军第一支专业舞蹈队,为鼓舞前方将士的斗志、宣传人民、团结人民而舞。

     

    1、从扭秧歌起步——运动战争中的主要演出形式,学兵、唱兵、演兵

    15岁那年,还在上初中的尹佩芳报名参军,成为辽东军区宣传大队的一名新兵。参军第二天,尹佩芳就直接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血泪仇》的演出(担任群众演员)。战争期间,宣传队要紧随部队转战,尹佩芳边行军、边演出、边学习,她学的第一支舞是东北秧歌,从基本舞步学起,逐渐掌握了舞蹈的节奏以及队形变化(如“十字交叉”“挂斗”、“卷白菜心”等)。参加了表演唱、双人歌舞“姑嫂劳军”,以及“大秧歌”的群舞等节目的表演。利用战斗空隙,宣传队员经常抓紧时间进行简单的基本功训练,如踢腿、压腿、拉山膀、跑圆场等。记忆最深刻的是,队长王建华从哈尔滨学习了“刺杀舞”、“投弹舞”等几个舞蹈给队员排练,这些舞蹈都是从战士的战斗生活中提取素材,加工、提炼而形成的特殊的舞蹈语汇,尹佩芳第一次懂得了艺术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道理。为了配合前方的战斗,宣传队的主要演出形式是“说唱”,嘴上说的是快板书,脚下走的是秧歌步。尹佩芳的舞蹈生涯,就此从秧歌起步了。

    初上战场的尹佩芳,白天给战士演出,晚上睡在老乡家里。他们演出的舞台就设在部队休息的平地上,竖起两根木桩就可以拉起幕布。演“白毛女”的服装都是向老百姓现借的,戏中用的枪,是看演出的战士手中退了子弹的真枪。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白毛女》和《血泪仇》的演出,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每次演出时,广场上都坐满从前线回来的战士,他们肩扛三八枪,身背子弹袋,斗志昂扬地高唱着革命歌曲。在演到黄世仁向杨白劳逼债和欺凌迫害喜儿时,战士们泪流满面,激愤地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这些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场面,在尹佩芳幼小的心灵里,点燃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火种。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文艺演出的目的很明确,很现实:就是为了前方的胜利,就是要鼓舞部队的斗志。当战士们看完“白毛女”“血泪仇”,泪流满面并高呼着口号直接奔向战场时,尹佩芳逐渐感受到了文艺的强大力量,文艺必须为兵服务。当战士们看懂了,他们会产生最真实的内心反映,而这种思想的共鸣,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并直接转化为战斗力。所以,要“学兵、唱兵、演兵”,要演士兵看得懂的戏,要跳士兵能够理解的舞。这是尹佩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学习到的文艺理论及创作原则,这种理念一直影响到她今后的舞蹈生涯及舞蹈创作。

     

    2、行进中的军队舞蹈——从《进军舞》谈起

    1947年下半年,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队在哈尔滨成立。宣传部长肖向荣第一个提出,要建立一支像苏联红旗歌舞团那样的专业舞蹈队。胡果刚、查烈等一批经过抗日战争洗礼,已经具备一定的舞蹈专业思想和专业能力的优秀的舞蹈工作者,被从前线抽调下来组建舞蹈队,胡果刚任队长,查烈任副队长。这是全军最早成立的一支专业舞蹈队,尹佩芳成为舞蹈队成员。19483月,舞蹈队请吴晓邦、赵得贤来队任教。吴晓邦讲授“舞蹈自然法则”、赵得贤在教授舞蹈的同时,创作了小舞剧《参军》、《愉快的劳动》和朝鲜族《剑舞》等。舞蹈队还请来白俄舞蹈教师给学员上“芭蕾课”,尹佩芳在这里接受了初步的舞蹈专业训练。

    舞蹈队成立时,共有男女二十多人,大部分是刚参军的青年学生,当时大家对舞蹈都是外行,但学习的劲头很高。他们不但经过了专业训练,进行了丰富的艺术实践,还接受了较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枪林弹雨的考验。尹佩芳在这里学习并演出了《胜利腰鼓》、《大秧歌》、《霸王鞭》等舞蹈。

    队长胡果刚和副队长查烈对年轻的演员言传身教,使“文艺为兵服务”的思想在这些年轻人心中深深扎根。该队继承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文艺传统,根据部队火热的生活,创作出了“刺刀舞”“炮兵舞”等几个反映部队战斗生活的舞蹈,后来又结合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创作了《反攻战舞》、《练兵舞》、《将革命进行到底》、《胜利腰鼓》等。而《进军舞》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进军舞》是在部长肖向荣的指示下,在舞蹈家吴晓邦的指导下,由胡果刚、查列同志领导全体舞蹈队员创作完成的。这个大型舞蹈的产生,正是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的时候,在我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进军舞》终于排出来了。这个舞蹈,表现了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英雄气概,在原有战士舞蹈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舞蹈共分五大段:第一段是骑兵舞,表现我骑兵英勇杀敌的气概,舞蹈一开始就把人们带到紧张的战斗环境中,战马奔腾,刀光闪闪,给人以鼓舞;第二段是步兵舞,表现我军苦练杀敌本领,掌握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表现出步兵战士瞄得准、投得远和刺刀见红的真功夫;第三段是炮兵舞,表现炮兵连的训练生活;第四段是表现步、骑、炮协同作战;第五段是凯旋,是一段欢庆胜利的集体舞。结束时是一幅胜利进军的造型。这个大型舞蹈的产生,对我军舞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演出受到广大工农兵热烈欢迎,不论在城市的剧场里演出,还是在农村、部队的广场演出,均受到好评。尹佩芳参加了“进军舞”的演出。从东北的松花江畔到祖国的海南岛,这个舞蹈历演不衰。在解放战争时期,它对群众和部队将士起到了有力的动员和鼓舞作用,体现了文艺为革命的历史使命,成为我军舞蹈史中光荣的一页。

    1948年秋,东北民主联军总政宣传队开赴前线,尹佩芳随之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

    在辽沈战役中,尹佩芳白天在前线为战士演出,晚上就睡在老百姓的“炕柜”里。在沈阳外围打仗时,文工团员当起了战地救护员,无论男女队员都积极上前线抢救伤病员。战火一停,他们马上转换角色,到前沿阵地为部队演出。沈阳解放后,部队整编,东北联政宣传队改称为第四野战军宣传队,下设两个队,一队专演戏剧,二队专演舞蹈,尹佩芳在舞蹈队。每解放一个城市,他们都是扭着秧歌走在进城队伍的最前面。

    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舞蹈队在认真学习了社论之后,在队长胡国刚带领下,创作并演出了双人舞《农夫与蛇》,宣传要讲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以此鼓舞部队斗志,

    北平和平解放了,舞蹈队成为最活跃的一支宣传队,他们带着“进军舞”在“长安戏院”慰问解放军官兵,在城市的主要繁华地区及清华、北大等一些高校面向人民群众演出。一位大学生在看完“进军舞”的表演后,坚决要求参军,他说:“从气势磅礴的“进军舞”中我看到了,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从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响中,尹佩芳再一次看到了,革命的文艺能够起到宣传人民,动员人民的作用。

    1949年春,舞蹈队肩负工作队、宣传队双重使命参加了“衡宝战役”,进军广西。一直到1950年海南岛战役,军队打到哪里,宣传队跟到哪里;哪里解放,他们就把舞蹈跳到哪里,把革命的理想传播到哪里。
        
    在战争年代,我军的舞蹈队就是这样,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

    解放军第一支舞蹈队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队长胡果刚坚持“兼学并蓄”的建队思想,使舞蹈队在向其它艺术门类学习、向民间学习中受益匪浅。在东北,既学现代舞的《舞蹈自然法则》,又学“芭蕾舞”、朝鲜舞;辽沈战役胜利后,舞蹈队进入沈阳,向贾作光学了蒙古舞;北平和平解放后,请戴爱莲向队员讲授《舞谱》;当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吹响,舞蹈队随部队转战广西剿匪期间,他们抽时间深入苗乡学习苗族舞;解放军攻占了海南岛,他们又向黎族百姓学习黎族民间舞。舞蹈队抓紧一切机会向民间学习,他们行一路军,采一路风,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舞蹈素材,也让队员们都认识到,生活是艺术取之不尽的源泉。

    尹佩芳在战斗环境中长大,也在战争环境中成才。她做为部队的一名专业舞蹈演员,却在战场上练就了全能本领。上了战场既是战士又是演员,登上舞台不仅会跳、会唱,还会打快板,会演戏,她甚至还能搞创作。解放海南岛时,尹佩芳创作了快板,在《生产大合唱》的演出中担任了领唱。

    在硝烟战火中诞生的我军第一支专业舞蹈队,就是这样边打仗、边为兵服务,并且随着战事的推进,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诚恳拜师学艺,抓紧一切机会勤奋学习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尹佩芳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热情又勤奋学习的集体中学会了跳舞,并根植了坚定的革命理想。

     

    3、从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舞蹈团到总政文工团

    1950年,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在汉口成立,旨在为全军、全国培养艺术骨干。学院设立舞蹈系,并成立舞蹈团。尹佩芳是舞蹈团团员,分队长,并任舞蹈系第一任教员,为全军、全国文艺团体培养了大量的舞蹈专业人才。

    这个时期,舞蹈系开始向更加正规、系统的方向发展,逐渐建立起一套有学制的、系统的训练方法。学员在这里学习芭蕾舞、朝鲜舞、蒙古舞、现代舞,以及中国戏曲的著名片段。这时的舞蹈基本功训练仍然以中国传统戏曲练功法为基础,辅以芭蕾基本功的训练。学院从国内外音乐、舞蹈、戏剧界请来一批名师、名家给学员上课。例如从上海请来了戏剧界名师陈卓犹猷,从音乐界请来了李海鹰,从舞蹈界请来了吴晓邦、赵得贤以及俄罗斯芭蕾舞教员尼古莱.娜塔莎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的苏联芭蕾舞团还到学校做了专场演出,学员们欣喜地欣赏到了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表演的“天鹅之死”“吉赛尔”,尹佩芳第一次看到如此精彩美妙的芭蕾舞,并发现舞蹈原来是会“说话”的,感动和喜爱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已成为舞蹈团团长的胡果刚同志,领导大家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舞剧《母亲在召唤》,尹佩芳担任分场编导。她对现实生活和斗争进行了提炼,运用丰富的舞蹈语汇,将其精髓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充分表现了她的创作才华和灵感。舞剧《母亲在召唤》讴歌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人民并肩作战、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大无畏精神。《母亲在召唤》进行了多场演出,观众反映热烈,评价很高,荣获优秀剧目奖。

    1951年,尹佩芳随中国青年文工团赴德国首都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表演了《红绸舞》、《采茶扑蝶》、《苗族鼓舞》,其中《红绸舞》荣获金质奖章。归国途中,曾到前苏联首都莫斯科访问。

    1952年,总政文工团成立,尹佩芳调总政文工团舞蹈队任舞蹈演员。

    1953年,尹佩芳参加贺龙为团长“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出访朝鲜。舞剧《母亲在召唤》跨过了鸭绿江,为朝鲜人民和志愿军演出。这次过江演出,尹佩芳进一步从生活中了解了战争,从战争中熟悉了人民。

     

    二、与芭蕾结缘——经受战火考验的尹佩芳,成长为解放军舞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从军队舞蹈演员向芭蕾舞教员转化;中国芭蕾舞事业艰难起步,编写第一本中国的芭蕾舞课堂训练教材,创作中国民族芭蕾舞剧的尝试

     

    1、  第一次接受正规的芭蕾舞训练,参加文化部舞蹈教员师资班

    1954年上半年,随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兴起,在中国筹建第一所舞蹈学校的

    工作也提到日程。中央文化部从前苏联聘请了芭蕾舞专家伊丽娜·奥列格珊娜帮助培训中国芭蕾舞教员。一天,伊莲娜到总政文工团挑选适合人才,正在上舞蹈基训课的尹佩芳,因姣好的身材——胳膊长、腿长、脖子长,符合芭蕾舞演员“三长一小”的审美标准,被伊莲娜选中。参加舞蹈教员训练班学习的学员,主要是来自部队和地方两部分,从部队抽上来的除尹佩芳外,还有夏静寒;李庆宁、苏祖谦等,培训班地点:北京市东城区香饵胡同。

    对于这段时间的学习,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尹佩芳仍记忆犹新,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呀。当时训练的强度特别大,上午要练习芭蕾基本功,学习芭蕾教学法,下午要学教育学、解剖学,以及文艺理论课。苏联舞蹈学校六年的芭蕾基训和理论知识要在六个月中完成,体力和脑力的消耗是可想而知的,有时上完课,在回家的有轨电车上就睡着了。经常有知情人过来叫她:“醒醒、醒醒,快过站了!”学习虽然辛苦,但是新中国第一所舞蹈学校就要在当年挂牌,而他们就是第一批舞蹈教员,这令人激动的喜讯鼓舞着这批年青人,每个人都咬牙坚持着,都下定决心:再苦再累也要完成新中国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在苏联专家伊丽娜的指导下,经过六个月的强化训练,学员们终于完成了苏联芭蕾舞专业1——6年级教学大纲的学习,并学习了芭蕾舞教学法,尹佩芳和全体学员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毕业证书。

    随后,“中国舞蹈学校”正式成立,学校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大桥附近,尹佩芳成为舞校第一批芭蕾舞教员。54年夏,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教员们分赴全国各地招生。尹佩芳被派往天津和沈阳招收第一批学员。在天津招考的学员有:张婉昭、周奕琦等,在沈阳招考的学员有白淑湘、马力学、韩大明等。这些学员后来成为中国芭蕾舞事业的骨干力量。为了迅速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专业舞蹈演员,学校一开始就招满了六个年级的学员,除了一年级是从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中根据标准招收的学员外,其它各年级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有中国舞功底、有实践经验的演员中选拔上来的,如赵青、孙天路、邬福康等就是第一批的学员,这也是为将来舞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打好基础。刚刚建立的舞蹈学校设立中国古典舞和古典芭蕾舞两大系,中国舞系开设民间舞、毯子功、把子课;芭蕾系开设双人舞、代表性课,尹佩芳教授芭蕾基本功。除此之外,还开设了音乐课和文化课。对第一批学生的教学安排,13年级芭蕾和中国舞的基本功都要学,46年级才分科学。为了使第一批芭蕾舞教员更好地传授芭蕾的技巧,教师在给学生上课之前,早上要先接受外教一小时的训练,然后再进教室给学生上课。

    舞校当初虽然设立两个系,但教学中芭蕾、古典、民族民间舞、刀枪把子、毯子功、音乐、文化课等同时开。实践证明,这样的教学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例如白淑湘不仅在舞剧《天鹅湖》中胜任白天鹅这一古典主角,而且在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也能表演自如;学习中国舞的陈爱莲,也学习了芭蕾舞的足尖技巧,所以在舞剧《鱼美人》中表演得异常完美。这一教学特点对芭蕾舞中国学派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这个师资班不仅为舞校培养了师资力量,也为在全军建立起一套正规的、系统的芭蕾训练方法打下了基础。

    文化部的培训班结束后,解放军文化部马上决定为军队舞蹈演员办培训班。尹佩芳在舞校教芭蕾的同时,为部队办了两期舞蹈训练班,主要传授芭蕾舞的训练方法。第一期训练班上课地点在西城区皮库胡同。培训班开设了古典舞、民间舞、芭蕾舞和外国代表性舞等训练课程,尹佩芳担任教研组长,教师有张旭、李庆宁、苏祖谦、邓延生、邱凤珊等。学制要求学员在半年时间内学习完全部课程。全体学员来自全国各大军区文工团舞蹈队,第一期舞蹈训练班在1954年下半年开班,学员有赵国政、宋兆昆、王福玲、李首珠、邵九琳等。1956年军队办了第二期舞蹈训练班,地点在海淀区莲花池八一电影制片厂。该班聘请匈牙利舞蹈学校校长鲁道夫·久尔基执教。学员有毕永钦、黄少淑、段传莲等。这些学员回到原部队后发挥了骨干作用,有的成为导演、教员、军队文艺团体优秀的管理者等,有的成为优秀的舞蹈演员。

     

    2、艰难起步的中国芭蕾,编写中国第一部芭蕾基训教材

    1957年,尹佩芳正式调入北京舞蹈学校(陶然亭校址),曾在教务处工作,后在芭蕾系任教,1959年开始教授芭蕾基训课。

    60年代初,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苏联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图纸,给新中国的建设带来极大困难,这其中也包括撤走舞蹈学校的芭蕾舞专家。困难中,中国教师担负起了舞蹈学校的全部教学工作。

    北京舞蹈学校是由苏联专家一手帮助建立的,特别是芭蕾舞专业,完全照搬苏联芭蕾舞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在撤走苏联专家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尹佩芳受命编写中国自己的芭蕾舞教科书。1962年,尹佩芳与他人合作,终于完成了《古典芭蕾基本训练》编写任务,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正规化、系统化进行芭蕾舞基本训练的教材。该书为中国芭蕾舞教育乃至其它舞种的教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教材被全国各艺术院校、艺术团体普遍使用和借鉴,一直沿用至今。

    62年,由首批芭蕾专业毕业生组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实验芭蕾舞团,演员有白淑湘等人。同时,学校又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奔赴上海,成为新中国第二所舞蹈学校——上海舞蹈学校的教学骨干。中国的芭蕾事业走上了靠自己的力量茁壮发展的轨道。

     

    3、芭蕾民族化的大胆尝试——创作芭蕾舞剧《红嫂》

    也是在这一政治背景的刺激下,创作中国民族芭蕾舞剧的热潮悄然兴起。

    1963年冬,受京剧“红嫂”启发,尹佩芳大胆提出将红嫂的故事改编成芭蕾舞剧的想法,得到学校支持。尹佩芳带领创作人员,背着背包来到沂蒙山区。他们翻山越岭,几经周折,终于在沂蒙山区的山沟里找到了当年用乳汁救助伤员的“红嫂”的生活原型现实中的红嫂是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当身负重伤、被敌人追赶、生命危在旦夕的战士出现在她面前时,一种原始而又至纯的母爱在那一刻化为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一个“用乳汁为正义淬火”的举动。这就是真实的红嫂,一位伟大的母亲!曲作者在采风中,收集到在沂蒙山区广为流传的“沂蒙小调”,并把它作为舞剧音乐的主题曲。老区人民热爱党,热爱人民军队的淳朴精神深深感动了尹佩芳和其他创作人员,也激发了他们火热的创作欲望。大家日以继夜,呕心沥血,终于把芭蕾舞剧《红嫂》呈献给了广大观众。

    1965年《红嫂》在天桥剧场首演时,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观看。在幕间休息期间,周总理把尹佩芳叫到他坐的第七排,让她坐下,详细地询问《红嫂》的创作细节,并对解放军战士服装的颜色及剧中中间人物的刻画以及动作的编排都提出具体建议,最后周总理说道,很好的戏!不要怕写中间人物嘛,中间人物那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存在,有些细节还需要再进一步修改一下。尹佩芳深受鼓舞,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周总理亲切教诲的情景。

    《红嫂》是1965年北京舞蹈学校应届毕业生的实习剧目,由尹佩芳、王绍本、黄伯虹、王家鸿编导,诸信恩、茅钊镛作曲。首演是曹锦荣、郁蕾娣等。

    《红嫂》以革命斗争的现实题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塑造了一个朴实勇敢、真诚无私的山东老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形象。在舞蹈语言上坚持从生活出发,选取典型动作,在生活动作的基础上,吸取民间舞与戏曲表演身段中有用的动作,同时和芭蕾舞的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次“红色芭蕾”的创作,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无论是从口头传说和民间故事中提炼舞剧故事,还是把中国民间舞蹈元素与古典芭蕾的外来语汇相结合,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芭蕾舞剧,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文化大革命前后,尹佩芳又先后编导了儿童芭蕾舞剧《蜜蜂与熊》,歌颂毛主席的芭蕾舞剧《赤竹坪》等。这些剧目多次在各类文艺汇演、大型活动中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三、舞蹈专业院校的管理理念——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编导人才与促进舞蹈发展的辩证关系、把附中办成培养优秀芭蕾舞表演艺术家的摇篮

     

    1、参加组建“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

    1977年,北京舞蹈学院成立实验芭蕾舞团,这是一项把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举措。学校指派尹佩芳负责这项工作。她从训练、排练到演出,全面地进行了规划,选择排练的节目不仅有外国芭蕾舞剧《天鹅湖》、《葛培莉亚》、《舞姬》,芭蕾舞《斗牛》,还有中国题材的芭蕾舞剧《家》、《赤竹坪》、《红色娘子军》第二幕及《九人舞》、等,让学生全面尝试表演各种题材的芭蕾舞,体验各种人物角色在表演上的不同。剧团巡回演出于全国各地,演出地点不仅在北京、天津,还到郑州、汉口、成都、重庆、南宁、广州等地,并走出国门,到泰国访问演出,把中国的芭蕾舞带到海外,为祖国的芭蕾舞事业赢得了无数掌声和赞美。这样的安排,使学生们在艺术实践中广泛接触到观众,听取观众反映,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使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表演得到全面发展。为成为一名合格芭蕾舞演员奠定了基础。

     

    2 主持编导系教学

    芭蕾的发展关键在编导。1984年,北京舞蹈学院设立编导系,尹佩芳被任命为第一届编导系主任。这在她的教学生涯中,又涉足了一个新的领域。

    为了把这个系办好,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编导人才,她采取辩证的教学方法。尹佩芳认为,只有让学生见到好的,才能让他们识辨差的;为了让学生广泛地学习各种编导知识,她请来了国内外的专家上课,并团结和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这些在创作实践中尝过酸甜苦辣的人,讲起课来贴近实际,贴近学生。他们不仅让学生学到正面成功的经验,也让学生了解许多失败的教训。这些正反面的敬仰教训,对学生毕业后投入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在尹佩芳担任编导系主任的两届教学中,毕业的学员有陈维亚、王新鹏、邓一江、张守和、张建民等,这些学员毕业后,活跃在各大艺术团体,表现出身后的专业功底和出类拔萃的艺术才华,成为中国舞蹈界举足轻重的编导明星。

     

        3、出任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校长,舞蹈学院附中是培养芭蕾舞演员的摇篮。

    1980年北京舞蹈学院成立。1986年,在原舞蹈学校的基础上成立附中,尹佩芳出任附中第一任校长。在这里,她全面地展示出他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思想。他向全体教职员工提出:我们不单是为附中培养人才,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必须让我们的学员成为有文化的、品德好的、业务精的人才。为此,在教学内容和课程时间比例上,都做出符合要求的安排。在教学过程中,她特别强调教师的以身作则。教师的言行直接影响着学生,如果教师光着膀子上课,学生必然光着膀子上;教师有任何不良习惯,学生必然在不知不觉中效仿。通过老师的以身作则、模范示教,对学生的品德培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她任校长的两年时间里,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合格的芭蕾舞人才。

     

    四、让芭蕾之花盛开华夏大地—— 一个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与舞蹈教育的普及、倾心打造中国芭蕾舞考级教材、回顾十年芭蕾考级在中国

    尹佩芳从附中校长岗位上离休。也许是历史的又一次机缘,中国业余芭蕾舞教育的空缺正等待着她。

    就在尹佩芳离休的那一年,英国皇家RAD,芭蕾舞业余教育活动要到北京舞蹈学院来推行。这马上引起尹佩芳的思考。她想,中国有自己的芭蕾舞专业,经过三十年的奋斗,已经形成了中国芭蕾舞学派。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推行中国风格的芭蕾舞教育体系。于是,尹佩芳和其他几位热心中国芭蕾舞业余教育的同行,很快编写出1-2级教学教材。与此同时他们想到,芭蕾舞是外来艺术学科,要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需要时间,需要持之以恒的,面向普通老百姓的艺术教育工作,因此需要在全国各地进行普及推广,让人们了解、认识什么事芭蕾舞,就像交响乐的普及一样。基于这个简单而朴素的想法,尹佩芳和几位退休的老教授,立志写出中国自己的芭蕾舞业余教材。于是,几位老教授就在没有资金、得不到支持、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酝酿一个伟大的事业——编写中国芭蕾舞(院外)考级教材,并在全中国普及芭蕾舞教育。

    万事开头难,更不要说是建立一个新兴的事业。她们经历了所有的困难:碰钉子——没有动摇他们坚持在中国普及芭蕾教育的决心;没办公地点——他们在自己家里讨论、研究、书写;没经费——他们自己掏钱印出教材;缺少专业芭蕾人才执教——他们深入基层,到外地考察,终于在广州找到第一个“愿意吃螃蟹的人”的一位中国舞老专家。为了使芭蕾教育事业能够得到国家支持,在编写教材之余,几位老教授不辞辛苦,奔走在文化部和舞蹈学院之间。

    这条芭蕾业余教育的开拓之路走得辛苦。为了推广教材,尹佩芳不辞辛苦从山东到广东,从河南到河北,从黑龙江、辽宁到浙江,从云南、四川到上海、海南岛。每到一地,尹佩芳和曲浩两位老教师总是亲自任教,先培训年轻的芭蕾舞教员,然后对学生的课程进行检视和辅导,一直教到60多岁。这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芭蕾舞训练的规范化,提高了训练的质量。

    苦尽甘来。现在,在文化部少儿司的支持下,“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考级中心”终于得以挂牌,尹佩芳任副主任。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芭蕾舞考级教材1——8终于编写完成。这些教材已在全国推广使用。此举为全国芭蕾舞以及其它舞种的教员、演员发挥专业特长、拓宽就业渠道、发挥专业特长、发挥自身余热提供了平台,为艺术院校芭蕾舞专业培养了接班人,同时还培养了全国各地一大批芭蕾舞师资队伍。通过这组教材的推广,把芭蕾舞业余教学一直没有形成正规、系统的现状纳入轨道,为规范芭蕾舞业余教育、培养芭蕾舞人才做出了贡献。教材普及后,全国各地芭蕾舞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芭蕾舞普及教育的开展呈现一片生机勃勃景象。拒不完全统计,芭蕾舞业余教育的普及工作已遍及全国?省市和地区,至今通过考级的学员有?人,参加芭蕾基本培训的更是不计其数。

    1995年,尹佩芳开办“芳蕾舞蹈培训学校”,学校由开始的七、八个学生发展到78百学生,为广大青少年和芭蕾舞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健美身心、展示自我、提高艺术修养的园地。

        尹佩芳老师为了中国的芭蕾舞普及事业不仅呕心沥血,令人敬佩,更是卓有成效,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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